2月27日，本人與眾多的讀者一起，在岳麓圖書館聽到了一場主題為“岳麓書院——網紅長沙的文化之源”的講座，文化學者、湖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李兵教授作為思賢講壇的特邀嘉賓，解讀了網紅城市長沙背后深刻的文化內涵，揭開了岳麓書院歷經千年仍弦歌不絕、欣欣向榮的奧秘。

大家知道，岳麓書院是“天下四大書院”之一、享譽中外的千年學府、當代中國名氣最大的書院之一、中華文化地標、湖南標志性的文化景點、外地游客來長沙后的旅游打卡地、中小學研學游的重要場所……

近幾年，長沙成為了一座全國人民踴躍打卡的網紅城市：橘子洲煙花吸引超過30萬人次觀看、茶顏悅色門口總是排著長隊的、文和友開啟“限號”模式……長沙旅游接待規模、刷屏頻次不斷創出歷史新高。

網紅長沙與作為湖湘文脈源頭的岳麓書院究竟有什么文化淵源呢？岳麓書院在網紅長沙的文化地位和影響力如何？且聽李冰教授講來。他的講座內容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一、時間：岳麓書院的文化發展脈絡的見證者

書院教育具有哪些特色？千年學府岳麓書院又是如何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李冰自問自答。首先，書院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獨特的教育組織形式，她與官學和私學都有較為顯著的差異，唐末五代以來中國教育的主要承擔者；書院有多個層級，有家族書院、鄉級書院、縣級書院、州府書院、省城書院等。唐玄宗早在公元716年設麗正書院，之后改集賢書院。書就是書籍，院就是院子、建筑物。

任過岳麓書院副山長的歐陽守道認為，岳麓書院最初是由智璿等兩個和尚辦學開始的。李兵教授介紹說，在976年，北宋潭州太守朱洞創建岳麓書院，北宋大宗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見岳麓書院山長周式、賜予御筆親書“岳麓書院”之后，岳麓書院成為公認的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在范成大、呂祖謙、馬端臨三人關于“四大書院”之說中，岳麓書院都排在第二。岳麓書院經宋元明清持續辦學，1903年改為湖南高等學堂，1912年改名為湖南高等師范，1917年改為湖南工專，1926年定名湖南大學。

現在岳麓書院是湖南大學的一個學院，招收歷史和哲學專業的學生。可見，岳麓書院的發展是與中國教育史、文化史演變脈絡相通的，是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的典型代表。

二、建筑：學術創新與人才培養的承載者

李兵教授認為岳麓書院得以延續發展至今的重要方面在于學術創新與人才培養，這可以從岳麓書院的建筑中得以體現。隨著李兵的講述，我和大家一起，看到了書院許多重要景點的老照片，了解了朱熹、張栻、王陽明、王夫之、羅典、陶澍、曾國藩、劉坤一、左宗棠、曾國荃等岳麓書院著名人物的思想。

朱熹字晦庵，閩學的代表人物，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張栻字南軒，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1167年，朱熹從福建來到長沙，在岳麓書院的兩個月時間中，與山長張栻舉辦了有名的“朱張會講”，這是南宋學術創新的一個典型范例。紹熙五年（1194），朱熹以湖南安撫使的身份再臨潭州，依然對岳麓書院的學術創新與傳承投入巨大的時間和精力。

李兵通過視頻播放的圖片資料有“朱張遺跡示意圖”和王陽明去貴陽龍場的線路圖、湖南工專時期岳麓書院大門、省立湖大時期岳麓書院大門的老照片。

南宋德祐元年（1275），元兵圍攻長沙，岳麓書院師生荷戈守城，大都壯烈犧牲。

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即王陽明）游岳麓書院、岳麓山，之后，其弟子季本、羅洪先、張元忭等人在岳麓書院講學，使王陽明的心學在岳麓書院得到傳播。

赫曦臺的修建者羅典山長是清代的經學大師，他在北京任官時，曾作《讀易管見》。主講岳麓后，完成了《讀詩管見》《今文尚書管見》《春秋管見》等著作。隨著朝代更替，岳麓書院經歷了理學、心學、經學和新學四個階段。

岳麓書院的大門始建于宋代，原址在江濱牌樓路一帶，舊稱“中門”“黌門”，久廢。現存大門建于明代正德四年（1509），清同治七年（1868）進行過翻修。

關于岳麓，“岳”字是會意字，是指高大的山，岳麓山的“岳”指衡山。麓是山腳下的意思，“岳麓”是南岳之足，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岳麓書院有一副著名的楹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上聯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雖楚有材，晉實用之”；下聯出自《論語．泰伯篇》“唐虞之際，于斯為盛。”

陶澍是岳麓書院的學生，清嘉慶七年（1802）進士，道光十年（1830）任兩江總督，道光19年病逝于兩江督署，任兩江總督9年9個月。曾國藩是岳麓書院的學生，道光十八年進士，咸豐十年（1860）起任兩江總督，除同治七年（1868）至同治九年（1870）六月任直隸總督外，前后任兩江總督9年多。劉坤一也是岳麓書院學生，共擔任過兩江總督14年。左宗棠，湘水校經堂學生，擔任過兩年多的兩江總督。曾國荃，岳麓書院學生，擔任過三年多的兩江總督。

這五位人物擔任兩江總督的時間相加共為39年，也就是說從陶澍做兩江總督起的晚清80年時間，岳麓書院學生擔任兩江總督的時間將近一半，讓岳麓書院大門口那副著名對聯“惟楚有材，于斯為盛”名副其實。

民國時期，岳麓書院二門有一副對聯：“納于大麓，藏之名山。”說岳麓書院被浩瀚青翠的樹林所掩映，藏在地大物博的岳麓山之中。

赫曦臺講堂位于書院的中心位置，是書院的教學重地和舉行重大活動的場所，也是書院的核心部分，集中體現了書院的教育精神。原名“成德堂”，后改稱“靜一堂”，屢毀屢建，現存建筑為清康熙二十六年重建，同治七年（1868）大修，為半開放式建筑，滿足書院半開放式教學需求。

李兵還介紹了清乾隆十三年（1748），岳麓書院山長王文清制定的岳麓書院學規及讀經六法、讀史六法，內容如下：

岳麓書院學規：

時常省問父母。

朔望恭謁圣賢。

氣習各矯偏處。

舉止整潔嚴厲。

服食宜從儉素。

外事毫不可干。

行坐必依齒序。

痛戒訐長毀短。

損友必須拒絕。

不可閑談廢時。

日講經書三起。

日看綱目數頁。

通曉時務物理。

參讀古文詩賦。

讀書必須過筆。

會課按刻蚤完。

夜讀仍戒晏起。

疑誤定要力爭。

王文清制定的讀經六法：—、正義。二、通義。三、余義。四、疑義。五、異義。六、辨義。王文清制定的讀史六法：一、記事實。二、玩書法。三、原治亂。四、考時勢。五、論心術。六、取議論。

乾隆年間，岳麓書院的藏書有3271本，達到10054卷。同治七年（1868），藏書有14130卷。

千百年來，書院大門、二門、講堂是岳麓書院的莘莘學子勤學苦讀的見證者；御書樓、讀書法碑則是書院學子有所成的重要保障；大門對聯是學有所成的岳麓書院學子走向全國、成為文化的創新者和傳播者的真實寫照。

三、精神：岳麓書院傳道濟民宗旨的傳承

李兵講述了岳麓書院講堂中“兩匾一記”所蘊含的重要思想。“兩匾”指的是清朝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御筆新書所賜的“學達性天”匾及乾隆帝所賜“道南正脈”匾，兩匾上的題字集中體現了書院的學術追求和價值理念。

“學達性天”匾是康熙皇帝御賜的。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康熙皇帝為表示對理學的推崇，御書“學達性天”四字，賜給了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周敦頤祠、張載祠、程顥祠、程頤祠、邵雍祠、朱熹祠等七處。

《論語.憲問》有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中庸》有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人類起源是天之所造，是天的一部分，它所含有的特殊性即人性，是與他的知識（生來就有，區別于動物的天性）聯系在一起的。“天命”是內在于人的，它不是以外在于人的姿態為人立則，向人提供某種規范，而是直接進入人心形成人，給人以命令。在這一傳輸過程中，給令者是“天”，而受令者則是人，人性直接秉承“天命”而來，而“天命”是每個人得以成就人性的直接原因。在這一思想中，人必須完成“天”所賦予之“命”，因為這正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能成為人之處，亦即人性的成就之基。

“道南正脈”為乾隆八年（1743），皇帝御筆親書，次年懸掛，為書院鎮院之寶。

《宋元學案補遺·武夷學案補遺》載：二程之學，龜山（楊時）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從彥），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侗），李氏傳之考亭朱氏（朱熹），此一派也。上蔡（謝良佐）傳之武夷胡氏（胡安國），武夷胡氏傳其子五峰（胡宏），五峰傳之南軒張氏（張栻），此又一派也。

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陽明心學的精髓概括，意思是從主觀的內心精神變化，從而影響客觀現實世界的事物走向與物質變化，是知行合一的具體步驟。

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顏元認為，宋、明理學家重文輕武，從而給國家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他諷刺說那些人只會“平時袖手談心性，臨事一死報君王”。

“一記”就是岳麓書院山長張栻所作的《岳麓書院記》，其中最重要的教育理念就是“傳道濟民”。張栻認為：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析弘氏像，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李兵指出，“傳道”即傳授孔孟之道，也可以理解為傳授知識學問；“濟民”本義是救助百姓，也可以理解為服務百姓。“傳道”和“濟民”，即“知”和“行”不是割裂的，而是統一的，使得湖湘文化中有非常明顯的經世致用的特征。

張栻所作《南軒先生論語解序》載：“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張試《南軒先生文集》卷27《答周穎叔》載：學固是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圣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潦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

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王夫之的《尚書引義》卷三《說命中二》認為：“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將為格物窮理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后擇之精，語之祥，是知必以行為功也。行于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間，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而上達，豈達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也必矣。”

歷史學家錢穆在《中國人的思想總綱》中說：

我此次來講中國的國民性，就是這意思。為什么你的“性”這樣，他的“性”那樣；中國人的國民“性”這樣，西洋人又不這樣。這需要拿天時氣候、山川地理、歷史傳習等種種，會合起來講。簡單說來，這即是所謂“天命”。

晚清重臣曾國藩說：“湖南之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

古文學家、文史專家、教育家錢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學風·導言》中認為：“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圍。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疊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

清代郴州有句古話：船到郴州止，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擺子。“船到郴州止”指郴州是湘江南下的客貨船的水轉陸樞紐，船只到郴州后沒有水路可行，只能在郴州改為騾馬運輸。“馬到郴州死”是指馬要日夜馱運大量的貨物，勞作到死。“人到郴州‘打擺子’”有幾種不同的解釋，一說是南蠻之地瘧疾橫行，一說是指眾多船工、挑夫一天到晚、一年到頭辛辛苦苦，賺錢不多，一說是郴州人生活悠閑，生活節奏慢。

王夫之自題畫像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對聯的意思是：儒家的學說需要我來打開新的局面，我的生命微不足道，可任由老天把我活埋了。表明了他凜然大義的崇高氣節以及對中華傳統文化繼往開來的歷史責任感。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國藩《致沅弟》：“余庚戌（道光三十年）、辛亥（咸豐元年）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咸豐九年十月十四日，曾國藩48歲時在日記中寫下對聯：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春總是帶給人以生機、活力和蓬勃向上的朝氣。“春意思”大致指充滿生機，又能給別人帶來生機；溫暖自己，又能溫暖別人的精神力量。“窮骨頭”指普通百姓的骨氣。對聯的意思是：做人要生機勃勃，春意盎然；同時，人還要有骨氣，作者在帶給自己生機的同時，也帶給他人以盎然的生機，這份精神力量，不僅溫暖自己，也溫暖了他人。近代資產階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志士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

“霸蠻”表現出的是湖南人的勤奮、質樸、耐勞、勇敢、倔強的山民、移民的性格和民風，使得湖南人有面對困難的勇氣和能力。“霸蠻”使得湖南人往往目光較為短淺、熱衷于窩里斗和比較難適應外部的世界。

“傳道濟民”對于“霸蠻”的湖南人來說，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傳道”改變了湖南人蠻的一面，使一部分有知識的湖南人既有勇于面對困難，克服困難的能力，也使他們有著士人所具備的胸懷與格局；“濟民”讓一部分湖南人走出書齋，關注現實，關注民生，他們把學問與現實結合起來，能做到經世致用。尤其是，當國家、民族處于危難之際，受“傳道濟民”影響者，往往能挺身而出，成為英雄、豪杰。

可以說，岳麓書院精神改變了很多有知識、霸蠻的湖南人的人生軌跡，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一樣成為杰出人物。

由于岳麓書院的存在和巨大的影響力，湖南各地仿效岳麓書院建立書院，改變了一部分有知識的霸蠻的湖南人，這是岳麓書院的文化價值所在。

講座最后，李教授總結說：今后，我們需要充分挖掘岳麓書院的歷史與文化，把岳麓書院不斷創新、與時俱進的精神和“傳道濟民”的宗旨，與城市經濟發展、城市治理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讓網紅長沙更有底蘊、有內容、有特色，能長久地“紅”下去，而且越來越“紅”。

到了互動交流環節，本人提出了“魏源與岳麓書院有什么關系？”，其他聽眾提出了“岳麓書院對現代湖南教育的啟示有哪些？”等問題，李教授逐一回答，并希望岳麓書院、后湖藝術區包括今天大家所在的岳麓區圖書館、文化館能凸顯自身文化特色，成為年輕人常來的“網紅”打卡點，讓自己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更加美好、更加燦爛。

李兵教授的講座引經據典，論說有力，圖文并茂，引人入勝，贏得聽眾熱烈的掌聲。通過李兵的講解，大家對岳麓書院的了解大為深入，明白了岳麓書院不愧為網紅長沙的文化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