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預計，今年和明年全球增速將穩定保持在3.3%的水平，與疫情前大幅放緩的潛在增速大體一致。通脹正在下行，今明兩年將分別下降至4.2%和3.5%，逐步回落至央行的目標水平，為貨幣政策進一步回歸常態創造條件。這將有助于結束近年來包括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等事件造成的全球性擾動，它們引發了四十年來最大的一次通脹浪潮。

雖然全球增長前景相比去年10月預測基本未發生變化，但各國的分化正在擴大。在發達經濟體中，由于國內需求持續保持強勁，美國的經濟增速高于此前的預測水平。我們將美國今年的增速預測值上調了0.5個百分點，至2.7%。

相比之下，歐元區的經濟增速很可能僅略有加快，從2024年的0.8%上升至1%。不利因素包括經濟活動勢頭疲弱（尤其是制造業），消費者信心低迷，以及負面的能源價格沖擊持續存在。歐洲的天然氣價格仍為美國的五倍左右，而在疫情前，其只比美國高出一倍。

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增速預測值基本保持不變，今明兩年分別為4.2%和4.3%。當前巨大的貿易和政策不確定性導致許多國家需求疲軟，但隨著不確定性的消退，經濟活動很可能將回升。中國就屬于這種情況。我們目前預計，中國的增速將在明年達到4.5%，較此前預測高出0.4個百分點。

大型經濟體之間的分化部分是由周期性因素所導致，比如，美國經濟目前高于其潛在水平，而歐洲和中國則低于潛在水平。在當前政策下，這種周期性的分化將消散。但美歐之間的分化更多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如果不加以解決，這種分化將持續存在。這是由于美國在更為有利的營商環境和更深的資本市場加持下，長期維持較高的生產率增速，尤其是（但不限于）在科技部門。這意味著，隨著時間推移，美國將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更多的資本流入和更強勢的美元，美國的生活水平也將更優于其他發達經濟。就中國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其潛在經濟增速目前更接近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水平。

隨著2024年多國選出新政府，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很高。我們的預測納入了近期的市場形勢以及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加劇所產生的影響（假設影響是暫時的），但未對當前公眾討論的潛在政策變化做出假設。

在短期內，一系列風險可能進一步擴大上述分化。歐洲經濟體增速放緩的幅度可能會超出預期，尤其是在投資者對脆弱國家公共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加深的情況下。主要風險是：如果經濟活動減弱導致利率再次跌近有效下限，那么歐元區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空間可能會同時耗盡；而若在此時，財政整頓不足又抬高了風險溢價，則會進一步對財政政策構成限制。在中國，如果財政和貨幣政策措施不足以解決國內經濟疲軟的問題，該國很可能會陷入債務型通縮引發的經濟停滯，其中，價格下跌會導致債務的實際價值上漲，從而進一步削弱經濟活動。在中國，被當地投資者視為避險資產的政府債券的收益率急劇下降，表明投資者的擔憂日益加深。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歐洲，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通脹率和經濟增速的下降。

相比之下，雖然目前很難對即將上臺的美國新一屆政府的諸多政策變化作出定量評估，但在短期內，這些政策很可能會促使該國通脹上升，超出我們的基線預測水平。其提出的一些政策，比如實行財政政策寬松或放松監管，可能會在短期刺激總需求并抬高通脹，因為支出和投資會迅速增加。加高關稅或限制移民等政策則將以負面供給沖擊的形式發揮作用，導致產出減少并加劇價格壓力。

需求激增與供給減少相結合，很可能在美國再次引發價格壓力，但對短期內經濟產出的影響尚不明確。通脹上升可能會使美聯儲避免降息，甚至可能迫使其加息，從而導致美元走強并擴大美國的對外逆差。美國貨幣政策從緊，加上美元走強，可能會使金融環境收緊，尤其是對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投資者已經預見了這一結果，11月大選以來美元上漲了約4%。

總體而言，這些近期風險可能導致各經濟體之間的分化加劇。在中期內（約五年），美國財政沖擊產生的積極影響可能會消退，如果財政脆弱性上升，甚至可能會轉變為負面影響。如果能通過放松監管來減少繁瑣的行政規定并刺激創新，則可在中期提高潛在增速。不過，這存在一項風險，即過度放松監管也可能削弱金融保障并加劇金融脆弱性，將美國經濟置于危險的繁榮-蕭條循環之中。若實行限制性貿易政策和更加嚴格的移民限制，經濟產出面臨的中期風險可能會更為嚴峻。

若在近期的通脹飆升后，通脹壓力很快又卷土重來，那么通脹預期很可能脫錨，因為人們和企業如今對保護自身的實際收入和盈利能力已更加警惕。與2017年至2021年期間相比，通脹預期目前已更遠地偏離了央行的目標水平，這表明通脹上升的風險有所增加。在這種環境下，貨幣政策可能需要更為靈活、積極，防止通脹預期脫錨；宏觀金融政策則需要保持警惕，避免金融風險累積。

考慮到美元匯率對國內價格的傳導，以及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的影響，上述問題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很可能更加嚴重。在大多數情況下，新興市場經濟體最應采取的應對政策是根據需要允許本幣貶值，同時調整貨幣政策以實現價格穩定。不過，在通脹動態已明顯脫錨或發生金融穩定風險的情況下，實行資本流動管理或外匯干預是有益的，但前提是此類措施不能取代必要的宏觀經濟調整，這與IMF的“綜合政策框架”是一致的。

在一些國家，財政政策措施被推遲或不夠充分，未能穩定債務動態。它們的當務之急是恢復財政可持續性，避免為時過晚；同時，還要建立足夠的緩沖來應對未來可能反復發生的大規模沖擊。如果相關舉措被進一步拖延，可能會引發令人擔憂的惡性循環，即：市場失去信心，導致借貸成本不斷上升，而這又會進一步增加所需的調整。巴西金融市場近期遭遇壓力，類似于市場對英國2022年9月“迷你預算案”的反應，其凸顯出融資環境可能會急劇惡化。

雖然任何大規模的財政整頓都注定會拖累經濟活動，但各國應格外注重在整頓過程中盡量維持經濟增長，比如，可重點關注減少非定向轉移支付或補貼，而非削減政府的投資支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同時也是為了幫助消除導致各國經濟增長分化的長期結構性差異，各國應當重新重視高目標的結構性改革，直接提振經濟增長。這包括實施有針對性的改革來改善資源分配，提高政府收入，吸引更多資本，以及促進創新和競爭。

最后，應進一步努力加強、完善多邊機構，從而幫助構建一個更加富裕、更具韌性的可持續全球經濟。關稅、非關稅壁壘或補貼等扭曲競爭的單邊政策很少能持久地改善一國的發展前景。這些政策不太可能緩解外部失衡，但卻可能對貿易伙伴造成傷害，引發報復，并導致所有國家都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